近期，上海文艺出版社“亲历”系列推出由法国临床心理学家、儿童心理学司法鉴定人穆里叶德罗马著，作家阿斯特丽埃里亚尔执笔的非虚构作品《萤火虫的勇气——我在儿科重症当心理师》。
穆里叶德罗马在儿科重症病房工作二十多年，她接待重病、残疾、瘫痪、重伤儿童和家属的经验令她深信，只有接受真相、讲述真相才能使心灵得到自由。她教会临终的姑娘用眼神拼写向爱人表白，她陪伴小男孩向妹妹的遗体告别、与他讨论死亡，她帮助猝死女孩的家长度过难关并允诺器官捐献，她见证医疗团队决定终止治疗时的伦理挣扎……
德罗马以诸多真实案例为线索，讲述筚路蓝缕的职业生涯。今日夜医院的日常，感受病患家庭的痛苦、勇气与真情，为闪耀在逆境长夜中的点点萤火击节而歌。
为人
父母
选读
为人父母十分幸福，但也很辛苦，有时甚至困难重重。我们经常摸着石头过河，心怀疑虑，还要不断地调整自己，以适应孩子的发展。我经常一边向家长们提出这个建议，一边在脑子里过着我作为母亲做过的所有荒唐事——比如那天，我任由八个月大的女儿拿着药袋玩，完全没想到几秒钟工夫她就拉开了拉链，把一片多利潘放进了嘴里；又或是那次，我关车门时夹到了我一个儿子的手指……
成为母亲或者父亲绝非易事。医院内外经常意识到这一点。我经常忘记日期和年份，但我无法忘记年1月奥利机场那个寒冷的冬日。那是海地地震后的某一天。之前，我在家里听着新闻广播，跟踪这场悲剧的最新进展：一路攀升的死亡数字、首都太子港、紧急状态。几周后，我在奥利机场，等待一架从海地飞来的航班。从废墟下被救出的孩子离开祖国，来到这里等待被收养。我和当天所有在场的专业人士一样，要保证事情顺利进行，至少是尽可能地顺利。
海地地震
太子港灾民临时安置点。新华社记者戴维德拉帕斯摄
“无国界医生”霍乱治疗中心内的一名海地女孩。新华社记者王沛摄
年，医院工作之余，还和其他一些同事一样，在紧急医疗心理援助小组（CUMP）工作。这个机构与医疗急救中心合作，在恐怖袭击、重大事故或气候灾害发生时，对受灾人员和伤者进行援助，为他们提供心理支持。这项任务令人既兴奋又忐忑，总而言之：劳心费神。
在医院里，我穿着白大褂。但是，在这身衣服下面，我还是我自己：我有自己的衣服、物品。而在紧急医疗心理援助小组工作，就要从内到外换上一身新装。
那天早上我是5点15分出的门。我很高兴，因为天气预报有雪，但雪还没下。在医疗急救中心总部，我收到了我的“战袍”：一条裤子，一件衬衫，还有一件厚厚的白布罩衫。我一时难以适应要在出任务的时候把衣物和手包都留在这里，放上八小时、十二小时，甚至二十个小时……“别带私人物品。”工作人员要求我们。这是规定。于是我把衣物留下，但还是悄悄把手机塞进了口袋——不合规定就不合规定吧！
到达机场时，那里人声鼎沸。记者们聚在一个角落，等待家庭事务国务秘书和跨国收养行动组的代表出现。想要收养孩子的人都来了，三三两两到处都是，有带着孩子的家庭，有独身男女。别着医疗急救中心的名牌，我可以在各个区域之间钻来钻去，从家长等候区到专门接待婴幼儿的地方。我在站出来做自我介绍之前，先花了一点时间观察每个收养者。我想了解他们是谁、他们的经历，了解是什么让他们产生收养孩子的想法，了解他们对未来这个孩子的想象，和他们共同思考与孩子见面的最佳方式。
收养者们有各式各样的背景，情况各不相同。那里是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，结婚十几年，一直等着这一天。现在好了！他们终于可以认为自己有一个“完整”的家了。他们翘首以盼、兴奋不已，同时也有一点不安。他们手里拿着他们收养的孩子的照片。
就在他们身边，一个男人正在和他的妻子说话。他有些焦虑，我看得出他妻子的态度令他恼火，他对她说：“我们会有办法的，我们在客厅睡，或者……说真的，现在不是让物质上的问题困扰我们的时候。”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对夫妇在前一天晚上才收到通知，告诉他们第二天可以收养孩子。他们等待了那么多年，甚至已经快要放弃这个念头。现在，消息来得太过突然。
一些家庭有备而来，另一些则完全不是。有的人大体知道能等来些什么，有的人则抱着完美的幻想——一个像杂志上那样的孩子，完美无缺、面带微笑，满怀爱意地主动跑向他们，有一天，会温柔地叫他们“爸爸”“妈妈”。
上午9点。飞机落地了，几分钟后，孩子们就会出现。人群更明显地骚动起来。我们——紧急医疗心理援助小组心理学家——可以开始工作了。我们要帮助孩子和收养家庭建立联系。每个孩子都由一位陪护人员带领，后者在旅途中一路照顾他们，也就是说持续十几个小时，给孩子换尿布、唱儿歌，喂他们吃饭，哄他们玩。由于他们肯定会对孩子产生感情，因此无权与收养者会面。他们把孩子交给我们，由我们带着去见新父母。这番过渡从来不像流水线作业那样可以一遍就过，而是需要时间，需要在家庭和孩子之间来来往往。首先要询问孩子的身体和心理状况。了解他的旅途如何度过，是否十个小时哭喊了一路——情况往往是这样，是否有疾病、残疾、行为异常……然后去收养家庭那边，根据他们即将看到的真实情况修正他们对于这个孩子的想象。冲击会十分巨大。
很快，在与一对夫妇的接触中——他们大约三十来岁——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他们微笑着对我说，今天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日子。
“是呀，”我说，“我猜也是这样。两位就要收养一个孩子了。在两位的想象中，他应该是什么样的？”
“这个……呃……我们看过照片了。”
其中一个从钱包里拿出照片给我看：“您看，他多可爱呀！多漂亮，笑眯眯的……”
我看到他确实很漂亮，面带微笑，但照片上只能看到脸，看不到全身。我刚刚在陪护人员怀里看到的那个小男孩，几乎和照片上的判若两人……我得提醒这对迫不及待的年轻夫妻。
“两位要知道，请不要用两位想象中一岁孩子的样子来期待他，比如已经开始学走路，或者正在探索他周围的世界……”
“您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其中一人的笑容渐渐收敛，另一个还继续微笑着，仿佛幸福是唯一可能的选项。
“这个孩子遭遇了创伤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躺在摇篮里，没人照顾他。所以，他的发育非常迟缓。他一岁了，但实际上，更像是只有四个月大的婴儿……”
夫妇二人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开启了一段沉默的对话。乐观可以消解忧虑，反之亦然。是的，他们受到了冲击，可能——估计他们害怕这个词——失望了，但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，他们知道，来这儿的孩子都有过最可怕的经历。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过太子港的画面，他们是了解情况的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他们有心理准备。“我们可以见见他吗？”两人异口同声地问我。
迎接这些孩子并不总是如此顺利。整整一天，我都在婴儿们和大失所望的收养者之间来回穿梭，因为孩子们有的瘦得皮包骨头，有的不愿与人有眼神接触，有的身上有跳蚤，或者患有疾病——我庆幸把衣服留在了医疗急救中心总部的衣帽间！——身上瘢痕累累。他们不是哭着喊着，就是全身瘫软无力。
有些人——他们不敢告诉我，但我能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出来——开始犹豫，考虑还能不能反悔……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因为我打定主意，每一个我抱在怀里的孩子都要找到一个家。必须如此。我无法想象其他结果：收养者改变主意，孩子被送到孤儿院……不！绝对不行。出现在这里的人想要一个孩子，他们说到就要做到……否则……就太伤这些孩子的心了。
于是，我把全副精力投入这一陪伴工作：我要抱着孩子，和来接他们的收养者一起蹲下来看他们，像在孤儿院一样，蹲得很低，就这样来来回回。后来我了解到，其他同事陪伴的家庭，有两家在机场就拒绝了他们本应收养的孩子，另外两家，三个月后也把孩子遗弃了……
往返穿梭了几个小时，我开始感到疲惫。我觉得背痛，很想停下来放空几分钟。我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。我在屏幕上看到弗朗索瓦的名字。我试着接电话，但手忙脚乱揿错了按键。电话又响起来，我听到了我丈夫的声音：“喂？你那边怎么样？”
“听到你的声音我真是太开心了！”我说。他充满爱意的声音抚慰着我，让我卸下了心防。突然间，毫无预兆地，我哭了出来……仿佛在绷紧神经面对孩子们和收养家庭之后，我终于允许自己爆发出来。
“你确定你没事吗？”弗朗索瓦温柔地问我。
“嗯，对，没事。”我长叹一口气，躲到一根柱子后面。我不想让人们看见我的眼泪。“但是太难了，你知道……”
“别太拼了……你吃午饭了吗？”
“没有，我忘记了。你说得对，我去试着吃点东西，再继续工作。现在几点了？嗯……已经两点半了啊！我去吃了，一会儿再聊。”
在心理援助小组和急救中心工作人员的临时休息点备有食物，我站着吃了几口——沙拉、填不饱肚子的迷你三明治——然后重新开始在人群中穿梭。
珍妮，一个十四个月大的孩子，蜷缩在我怀里。和这里大多数灾后缺乏食物的孩子一样，她也又瘦又小。但她身体健康、有活力。她的陪护员梅丽莎，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女人，最后亲了她一下，和她告别。
“她多可爱呀！我会非常想念她的。”梅丽莎对我说，眼里噙着泪。
珍妮在梅丽莎母亲般的悉心照料下飞越了大西洋。现在她由我负责，但过不了多久，我又要把她托付给一个新的家庭。小家伙不吵不闹。到现在为止，她一直信赖着无所不能的大人，任由自己被人从一个怀抱送进另一个怀抱。我安静地向她解释：“你的妈妈给了你生命，还有一对父母会终生照顾你。你可以依赖他们，因为从今往后，事情不会再变化了：你的新父母会和你在一起，他们会尽其所能让你幸福地生活。你听到了吗？”不过，当我把她放进她法国妈妈的怀里时，她却开始大哭起来。
对于这名女士而言，这实在令人不安。她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，一个负面信号。小姑娘之前那么安静——“那么乖”，她曾抚摸着女孩的脸颊说道——她丝毫没有料到孩子会大哭大闹。这是拒绝的哭声？还是抗议？抑或是恨？这位母亲向我投来惊恐的目光，仿佛我有对付这哭闹的灵丹妙药，仿佛我知道她为什么哭，也知道如何制止。我心想，我必须立刻为这哭声找到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松一口气的解释，既为了妈妈，也为了孩子。于是，我凑近珍妮：“是了，珍妮，告诉你的新妈妈吧，你有多么不容易。告诉她你都经历了什么困难。她现在是你的妈妈了，你可以把心里所有的事都告诉她，所有的痛苦……”
这些话让这位母亲很受用，她接受了孩子的哭闹，想办法安抚她。
“把你的痛苦讲给我听吧，讲给我听。”她一边抱着孩子摇晃，一边说。
突然间，珍妮就平静了下来。现在轮到她的父母流泪了，这是喜悦和爱的眼泪，因为宝宝就躺在他们的怀里，欣然接受他们的爱抚。
我回到家已经是晚上8点了。我先冲了个澡。出来时，我享受着再次见到我每一个孩子的快乐。可以做他们的母亲我是多么幸运呀……
“我想跟你们说……”
“是的，妈妈，我们知道，你觉得做我们的妈妈真的很幸福，你非常爱我们。不过别总说个不停了，次数一多就有点无聊啦！”
我去睡觉了。一切都回到我眼前：白天那些面孔，那些哭喊声，一点点在我逐渐被清空的脑海中渐行渐远。后来，有些家庭给我打过电话，或是告诉我他们的消息，或是因为孩子不吃不睡，来询问我的建议——不过他们的生活很快便进入了正轨。还有些家庭给我写了信。收到这些感谢的信件时，我惊讶地发现，无论我陪伴人们面对的死亡还是生命，他们的用语都如出一辙：“没有您，我是做不到的。”
除了那四个遗弃了孩子的家庭——现在想起来，我的心仍然会揪紧——多数家庭都“做到”了。那天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最初建立联系的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为此后的故事奠定基调。
（《萤火虫的勇气——我在儿科重症当心理师》[法]穆里叶德罗马/著，阿斯特丽埃里亚尔/执笔，刘舒怡/译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年1月版）
新媒体编辑：傅小平
配图：摄图网
原标题：《亲历地震，谁为困境中的弱者带来萤火虫之光｜此刻夜读》
